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6）与目的相对称的手段，即形成特定法律秩序的手段。随后将一方的权利排挤出局。
研讨义务有五个原则，其中两个与适当性和道德正确有关，另两个与财产、财富、权势有关，第五个原则与正确的选择有关。权-法权-义务体系的突出特点和优势是：（1）在确立权利、权力、义务实质辨识标准的基础上，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从而也较清晰确认了分别与权利、权力相关联的义务。当然，欠1万元钱却错还了2万，服劳务超过合同规定的时限而又未获得相应报酬，原来的债务人成了债权人，则是另一码事。因此，数十余年来汉译外文法学著作中的不少义务论述，今天还不能算中文法学义务概念和义务观念的组成部分，而这正是本文不打算对这个时期译著中的义务论述给予很多关注的主要原因。若欲衡量当代中文法学的对于义务现象之本质的把握深度，先得展现已有的较典型义务概念定义和阐释文字。
所以，由法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如果要把义务和与其相关联的权利、权力放在手段-目的范畴中讨论，我们也只能说它们都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没理由脱离法律生活实际把它们任何一方排除在目的之外。例如，对于权利-义务基本概念体系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理顺其中范围包括各种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外延复合型权利与中国宪法法律文本中权利一词关系，以及它们分别与义务的关系等问题。宪法、法律所称的义务都在义务概念的指称范围，这不言而喻。
顺便说明，义务分为法义务和法外义务，但本文基于法学界习惯或方便的考虑，往往省略了义务前的法字。所以，该体系各要素之间联系松散，似乎增加几个或减少几个基本概念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假设避免同样的事故的成本只有50美元，而某些人不能以低于100美元的成本避免事故，他们就应承担避免事故的法律义务，对没能避免事故承担法律责任。这不符合当代世界任何国家的法律生活实际。
新话语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点：（1）重新对义务下了定义，认为义务这个从外国引进的词的原意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因为，权利、权力是投入义务的后果或产物，没有义务的投入就没有权利、权力的产出，义务并不依赖权利、权力，倒是权利、权力依赖和取决于义务的投入与否和投入多少。
总体说来，理性、融洽和逻辑极致是应对当今工作和西方哲学处于主流地位的方法。稍后日本法学家加藤弘之又对义务做了一些理论阐释。（三）当代义务所处基本概念体系的自洽程度衡量 在欧美哲学中，自洽（Self-consistency）是融洽（consistency）的一部分或一种状态。所以，法律行为意义上的履行义务同个人享有权利、公共机关行使权力一样，是法律关系主体每日每时追求和实现的目的，这些目的是具体的，具有此岸性。
这种不对等不平衡，只要不至于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就都应该视为正常状况。运用言词识别标准在义务概念周延性方面遭遇的首要困扰是无法有根有据地将义务与权利、权力区分开来。购房者设法筹到足够的款项，以履行如期偿还银行贷款义务为目的，等等。但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它们与中文法学和中国法律在理解方面还未能贯通。
该体系的所有想法必须看起来彼此融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他区分了法定义务和现实义务。
因此，抽象笼统地说劳动、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不仅违反逻辑同一律，也脱离宪法相关规定的本意。个人义务和公共机关及其官员的公职义务，其具体负性经济利益、负值财产性载体就很不相同。
例六，关于两相比较，权利比义务更重要的命题。但是，若要具体衡量上述不同义务定义所反映的对义务现象的认识深度，就得细究这些定义接近义务最深层本质的程度。一是技术方面的，如对法律生活中许多涉及权和相应义务的复杂法现象，还没来得及按已经揭示的原理做识别、区分和给予足够自洽的解释，特别是在涉及国有企业事业组织、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的时候和国家机关等公共组织投入财政资源形成的各种权和相关联义务的时候。每人对他的东西能够得到保证不受他人行为的侵犯，即综合的义务。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义务 法义务 权利 权力 。当然，也难免会有受见识所限，疏于关注情况。
同时，他显得比此前更有信心地认定：任何法规范都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从无例外。还有学者著文或著书提出并论证：依照我国宪法精神,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应当与防御权功能并列处于最主导地位，履行国家保护义务需要立法机关的努力以及司法机关的积极配合。
不过，义务概念的覆盖范围是否足够周延与义务分类是否详尽不是一码事。只是，在抵制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和相应后果。
对任何法现象之本质和本质载体认知的改变，必然引起对该现象其他方面认知的改变。(2)依法律应该干的行为和不应该干的行为，即作为和不作为。
梁启超基于唯物史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将义务解说为个人、君主等行为主体对他人、对群体、对国家在利益方面的牺牲或在财产、体力、脑力等方面的给予、付出、贡献，其义务理论自成体系。义务研究有历史深度的要求对我们当代学人来说就是研究时注意义务从日文法学来到中文法学后，自梁启超以来义务在指代对象、被认定的实质等涉及根本含义方面的变迁。新的义务本质观、本质载体观，有助于法学者比过去更为实事求是地解说义务及其内部外部联系，下面不妨试举几例说明这个道理。按这种论述，从法律层面看,义务是同权利、权力相对立、对称的, 因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其总量等于权利+权力+剩余权（或法权+剩余权）之和的绝对值的负数。
如果说这样定义的义务可能因法律主体未予详细列举而范围不甚明确的话，那么，稍后还有一种定义实际上将义务主体限制于个人：所谓义务，是指国家用法律明确规定并用国家的力量强制公民履行的对国家、对社会及对他人的某种责任。张光博教授和当时他麾下的一些年轻学者，对义务本身和义务与权利关系先后在一定程度上依循唯物史观做了重新论述，尽管它们不一定都合理。
不该干的不干,必须干的要干,否则国家将强制你干或者不干,这就是义务。所谓义务超出法定界限，只能是指按等价交换原则衡量下来，甲方或乙方在交换过程中付出过多获得过少。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公有制企业劳动，计算劳动者所尽义务是否超越界限，也不是以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为标准，而是至少要考虑六个方面的扣除，马克思对此讲得很明白。这里首先要解决好的是义务的识别标准问题。
但是，在法律规定的意义上、在主观安排上，完全可能让有些主体承担的义务没有权利或没有足够权利，同样，也可以规定有些主体享有权利却可不履行或少履行义务。因为，逻辑自洽首先是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理顺，不自相抵牾，依一定标准或规则有序排列。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受教育的权利，也有劳动、受教育的义务，不等于说劳动、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当代中文法学的权利-权力-义务概念体系事实上继承了杨廷栋开创的传统。
如果相互矛盾、抵牾，就应该设法消除不融洽因素。张恒山教授提出和阐述了法律应当以义务约束为重心的义务先定论。
在客观的、本质载体的意义上，确实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如果事情仅仅如此，那就无须赘述了。
有学者说，如果有人问，‘融洽在哪里？黑格尔的回答是不存在。按我国现行法律，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外的公民受教育行为，如读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都只是权利，并不是义务，这阶段的受教育行为和过程没有任何义务特征。